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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毛泽东初读《共产党宣言》的 版本和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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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青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不可能读到罗章龙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因为这个译本于当时并不存在。他最早研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一书的确切时间，是在1920年9月底至10月初。青年毛泽东研读和接受《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乃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本文为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提供了一个实证性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青年毛泽东 《共产党宣言》 罗译本 陈译本 毛泽东自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毫不动摇的信仰开始，终其一生，都在不间断地研读《共产党宣言》。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毛泽东的影响至深且巨。而他最早研读《共产党宣言》的版本、时间和过程，至今仍然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 一、 笔者曾经在1989年第3期《毛泽东思想论坛》上发表了《毛泽东初读《共产党宣言》的版本和时间》一文（以下简称“初论”）。该文认为：根据有案可考的文字材料进行实证分析，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1919年12月-1920年4月），“最初研读的《共产党宣言》，既不是陈望道译本，也不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罗章龙等人翻译的油印本，或者其它的什么稿本，而是在《国民》杂志2卷1号上发表的李泽彰译本”;文章还认为，罗章龙等人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在1920年4月之前并不存在（可惜，由于编辑的删略，原稿的这一论证过程被过度简化了）。上述观点被《青年毛泽东》（初版）一书欣然接受并加以引用。1 但是在《青年毛泽东》这本书的修订版中，专家们却这样改写道：“根据当时报刊刊载的《共产党宣言》情况及罗章龙多次回忆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此时毛泽东所读的《共产党宣言》，不仅是罗章龙说的油印本，而且是1919年12月出版的《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对《共产党宣言》之摘译。” 2此处较之第一版，尽管同样注明援引了我的“初论”，但行文中却有两处修订。当然，笔者认为，《青年毛泽东》（修订版）仍然是一部在史料方面最具权威性的著作。而历时三年、四易其稿的反复锤炼，更使《青年毛泽东》（修订版）尤具功力。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上引之处的两个修订都不对。《国民》杂志2卷1号上发表的李泽彰译《共产党宣言》并不属于“摘译”。因为这里发表的是其文字份量最重的一个整章（第一章，且原计划连载余下各章）。这一点尚无关紧要。关键之处是：修订版肯定了罗章龙等人全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以下简称“罗译本”），早在1920年4月以前就已经存在，并进一步断定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就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全译本。这一失实的结论，将对毛泽东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如何转变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等问题的正确研判，产生影响甚至误导。 罗译本在1920年4月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吗？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全译本了吗？对于这个问题，初版的《青年毛泽东》和我本人持否定态度，而《青年毛泽东》的修订版却持肯定态度。结论虽然相反，但两点根据相同，即都是根据当时报刊刊载的《共产党宣言》情况及罗章龙本人的回忆。由于笔者发表的“初论”运用的是选言证法，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当时的出版情况，作为前提已被穷尽，《青年毛泽东》的第一版和修订版对此均无异议。所以，全部问题出在罗章龙本人的有关回忆。 但是，罗章龙的有关回忆经得起检验吗？ 二、 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罗章龙曾于1990年3月作出了如下的回忆：“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的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的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 3《青年毛泽东》的修订版同样援引了罗章龙的这一段回忆。还有其他一些专家学者也认同了上述回忆。 我的“初论”一文是在1989年9月发表的，其中明确指出：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是不可能读到罗章龙等人所译《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的 。可以看出，罗章龙生前的上述回忆，正是直接针对我的“初论”做出的回应。不过，“初论”确实存在着一个缺陷，即它并没有说明在1920年4月以后，罗译本是否存在的问题。 罗章龙的回忆，是关于毛泽东于第二次在北京期间，曾经全文阅读过《共产党宣言》的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资料来源。加之罗章龙当年与毛泽东过从甚密 ，人们对他这种以当事人出面的回忆，很容易深信不疑。而《毛泽东年谱》的权威性引用，无疑加重了这一回忆的份量。所以，罗章龙本人的回忆，就成了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然而，由于年代久远，罗章龙的有关回忆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罗章龙的各次回忆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他在1978年9月4日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们德文组曾译过《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本翻译的，有油印本。我想1920年毛主席到北京时，大概已有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了，也可能不是全译本。”4在当天的另一次发言中，他又回忆道：“到1920年毛主席到北京时，大概已经翻出了个稿子来了,用油印印了个本子。”5由此可见，较之《毛泽东年谱》和《青年毛泽东》（修订版）所采信的资料，罗章龙本人的各次回忆之间存在着下列重要区别：其一，他的回忆由“可能不是全译本”改为“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其二，他在1990年3月的的回忆中，不仅取消了以前使用的“我想”、“大概”、“可能”之类的模糊用语，而且进一步确定罗译本在1920年就已经存在；其三，由不能肯定到断定毛泽东于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曾经读到过这个油印本。模态词的使用，说明罗章龙本人的有关回忆具有不确定性，而这种由不确定到非常确定的变化，仅仅根据罗章龙本人的回忆，无法提供合理的解释。 第二，罗章龙回忆中的那个“庞大的翻译组”，在1920年尚未组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确曾创设了一个庞大的翻译室。该室下辖英文、德文和法文三个翻译组。其中，德文组有成员5人，组长是罗章龙。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于1920年3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直到1921年11月17日才正式成立。迄1922年2月2日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只召开过两次讨论会和一次纪念会，并未涉及这个“庞大的翻译组”。根据《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三）》，到1922年2月初，会员们组织了三个特别研究小组，其中一个是《共产党宣言》研究小组。不过，它是“由几个感觉英文程度不佳的会员组成的，采此书（按即英文本《共产党宣言》）为教本。”6与罗译本无关。在1920年，成立“庞大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的条件尚不具备。 第三，在这个庞大翻译组的全部成员中，唯罗章龙一人提出：罗译本早在1920年即已存在。这是一例孤证。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找到罗译本的实物证据（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它从未存在过）。相反，却有一些证据可以否定罗译本在1920年的存在。据1921年的一份史料记载：北京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并不曾翻译过《共产党宣言》，而“只散发了上海印的《共产党宣言》”。7刘仁静与罗章龙同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又据刘仁静回忆：“在1920年时，我们有个计划，要翻译一些书，我们认为罗章龙的德文好，就把托洛茨基写的《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交给他翻译，他没有接受。我不知道他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但知道他翻译过《康德的生平及思想》一书。8第四， 在罗章龙精心著作的《椿园载记》一书中，作者回忆说：“我们最先翻译的一本书是《英马鲁埃·康德传》（按即《康德的生平及思想》一书。1986年，商务印书馆重版了该书，又改名为《康德生平》），接着我们翻译了《共产党宣言》。”9我们查到了这本康德传记。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德文组的商章孙、罗章龙合译的《康德传》，于1922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发行。由于译者是根据德国莱比锡的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21年的再版本译出的，所以，作为德文组翻译的第一本书——《康德传》的翻译时间，不可能早于1921年。关于这一点，可以从罗章龙本人的其它回忆中得到验证。他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1年11月17日成立后，……我与章孙决定选择《康德传》作为先导，事实上它是亢斋首先完成的译本。”10又查，迄1921年11月17日止，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所有发起人名单中，德文翻译组的其他成员都在，唯独不见商章孙。11换句话说，商章孙加入德文翻译组并且和罗章龙一起从事翻译工作，只能是在1921年11月17日以后。事实和逻辑非常清楚：在1921年11月17日以后，罗章龙等首先完成的第一本译作是《康德传》，而在此之前，他们并未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 第五，关于罗译本，罗章龙还提供了下列旁证：根据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这个罗译本曾于1922年送往中共中央，转交给人民出版社印刷了三千份。12我们核对了这份报告，发现这份报告并未注明这三千份《共产党宣言》即是罗译本。再稍前一点，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清楚地说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重印陈望道的译本，译者署名改为“陈佛突”。13由此可见，罗章龙关于人民出版社曾于1922年印刷了罗译本三千份的回忆，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定: 在1921年11月之前，罗译本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我并没有否定它以后存在的可能性。如果罗章龙等人确曾全文翻译过《共产党宣言》的话，那么，他们可能是在何时翻译这一经典著作的呢？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一本《京汉工人流血记》。这本书于1923年3月出版，其中，就引用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的部分译文。所以，如果罗章龙等人确曾油印过《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话，那么，它出现的时段，只能是在1921年11月至1923年3月之间。因此，在1920年间，毛泽东决不可能读到尚不存在的罗译本 。 三、 第二个须要澄清的问题是：毛泽东最早研读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陈译本”），究竟是在何时。 毛泽东曾经多次回忆道，他第一次读到陈译本，是在1920年。不过，具体是在什么时间、从什么途径得到的，他都没有说。这就给影视作品和小说家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以至毛学专家们也是众说纷纭。 其实，答案就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 根据现有的毛泽东文稿，他第一次提到马克思，是在1919年7月21日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此间，他只是援引朱熹的语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解读马克思的方法。并未言及他读了马克思或有关马克思的的哪本书。到了1920年11月，他在“书之重要者”一栏下，也只是列出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和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等经典著作，依然没有提及对他影响更大的陈译本《共产党宣言》。14在1920年9月间，毛泽东更为频繁、集中地使用诸如“阶级”、“奴隶”、“市民”这样一些概念。在9月28日，他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首次出现了“在野党”这样的新概念（此概念与“在位党”相对。在以后的各种译本中，它被译作“反对党”，唯陈译本译其为“在野党”）。15 紧接着，在他 9月30日发表的文章里，我们再次发现了一个作为“被治者”的新概念—“平民”。16特别是毛泽东于1920年10月7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一文，其中又出现了几个他以前从未使用过的新概念如：“中世”、“自由民”、“中世的自由都市”。而上述高频率出现的新概念，无疑都是直接来自于陈译本。毛泽东在此文中写道：“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17这一史实和观点，显然也是援引自《共产党宣言》。就在这样一篇短文中，他一口气使用了十个“市民”概念！而在此之前，毛泽东屡言“民众”；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更多的是讲“人民群众”。显然，新术语的使用，新概念群的出现，都是青年毛泽东受到《共产党宣言》影响的最直接的证据！它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和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正如李博所言：“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概念译成中文，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才能学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18在同一篇文章的末尾，毛泽东号召道：“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19无疑，这种语气又是在模仿《共产党宣言》的结尾。毛泽东将湖南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成功，直接诉诸人民。早期革命的实践经验，导致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作出了一种创造性的解读：“一八四八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20（同时，《共产党宣言》的其它基本原理也开始对毛泽东发生影响。此容另文撰述）。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至迟到1920年的9月底和10月初，毛泽东就已经读到了陈译本。 在上海，初版于1920年8月的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印刷1000册，旋即被赠送一空。紧接着，9月份又印刷1000册。这样小的印刷量，特供上海都不够。所以，它没有出现在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的售书架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毛泽东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陈译本的呢? 兹事体与陈独秀的关系极大。毛泽东很可能是从陈独秀那里得到陈译本的。 首先，陈独秀是陈译本的策划者、组织者和直接参与者。1920年5月，上海率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陈望道则是会员之一，当时，他正在利用陈独秀提供的英文本、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共产党宣言》，翻译这一经典名著。6月27日译毕，6月28日，译稿交给陈独秀。紧接着，陈独秀和李汉俊一起对译稿进行了校对。同时，陈独秀又从共产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那里，筹措到一批经费，创办了“又新印刷所”。这个印刷所承印的第一本书，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陈译本的出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正是在陈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直接影响之下，才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 其次，在建党前夕，毛泽东正与陈独秀过从极密。此时的陈独秀，是毛泽东心中的“楷模”，是“思想界的明星”。毛泽东于1920年5月5日立夏这天抵达上海，7月7日离开上海。这是他的第二次上海之行。此行的主要目标是奔陈独秀而去。当时，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毛泽东回忆道：“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1两人讨论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我认为应该包括虽未正式出版、但陈独秀正在校对的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的稿本。此外， 他们还讨论了创办文化书社以及如何改造湖南的问题。矢志不渝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的青年毛泽东，正是在陈独秀的直接影响之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所以，毛泽东说他在1920年夏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是有根据的。著名的毛学专家李锐甚至认为，毛泽东第二次在上海期间，肯定和陈独秀讨论了建团和建党的计划。22 再次，湖南文化书社这一特殊的组织是在陈独秀的大力支持下创办起来的。由于陈独秀等人的信用担保介绍，文化书社于1920年8月2日成立，9月9日营业，包括上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内的大批新书，迅速从京沪等地运抵长沙，开始上架销售。与此同时，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小组成立，“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23“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诉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24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主管、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于1920年11月7日创刊，毛泽东则在当月就收到了上海小组寄来的《共产党》月刊，并将创刊号中的两篇文章推荐给湖南《大公报》发表。北京小组收到的陈译本，也是由上海小组寄发的。25 总之，毛泽东从陈独秀那里得到《共产党宣言》，完全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谓的毛泽东“初读”《共产党宣言》，指的是青年毛泽东思想演进的过程，它既不是一次性行为，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青年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初期的研究、比较、反思、选择和接受，并在此基础上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都是一个过程。本文正是为这样一个成长过程提供一个实证性的研究视角。 注释 1、高菊村、陈峰、唐振南、田余粮 著《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北京第一版，第138页 2、高菊村、刘胜生、陈峰、唐振南、田余粮 著《青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修订版），第185页 3、《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4、8、25、《“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3、208、149页 7月第一版第541、 5、罗章龙：1978年9月4日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转引自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页 6、11、《五四时期的社团》（二），三联书店1979年4月第一版第275、273页 7、《“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9、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9页 10、12、参见商章孙、罗章龙 译《康德生平》一书的《出版说明》和《重版序》，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13、《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页 14、15、16、17、1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522、523、528、529页 18、【德】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和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第1页 20、《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第377页 21、《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页 22、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第一版第237页 23、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第191页 24、《毛泽东传（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4页 （作者为本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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