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战争环境中保护和奖励私营经济政策，并把它作为战时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本经济政策之一。
        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状况迫切需要发展私营经济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逐渐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有雄厚群众基础的大党。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地区只是十几处大小不等，多处于农村环境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其余大部分地区是日本侵略者所统治和国民党控制的大后方，因此，我党的许多方针政策不仅在沦陷区得不到实行，就连国统区也因国民党干扰而无法得到落实。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只能在抗日根据地内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同时，就其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迫切性来说，抗日根据地也比国统区更加重要，抗日根据地地处农村环境，自给自足中的农业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工商业极不发达，尤其是近代工业企业更是寥寥无几。加上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拒发边区军饷，扣留国际援助和华侨捐资并进行经济封锁，致使边区和敌后根据地在经济上更感困难，常常不能维持军需民用的基本需要。要解决经济上的困难，坚持持久抗战，固然需要动员军队，政府和机关学校从事生产，建立和发展公营经济，但是，促进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①.刘重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私营经济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
         对于发展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毛泽东作过多次明确的阐述。他曾指出：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和公营两个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是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140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支持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便于将来紧急需要时的取给。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份，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毛泽东不仅指出了在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内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必要，而且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毛泽东如此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固然是边区经济的迫切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克服党内一些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疑虑和把党内反对资本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同社会经济联系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份。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在商业政策上，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实行贸易自由，在发展公营商业和合作商业的同时，保护正当的私营商业，使抗日根据地内的私营商业得到相当地发展。无为县白茆区五号村，以往只有纸烟店3家，肉铺、豆腐店各1家。至1943年10月，已有肉铺、豆腐店各2家，饭店6家，大小杂货店10多家，每日营业额两三万元以上。六州镇商店也较以往增加七成。不仅如此，当时的“外贸”也取得很大成绩。敌占区或国统区的很多商人也乐意到根据地来做生意。他们为我们带进布匹、纸张、药品、油墨、乐器甚至步枪、手枪和子弹。中国共产党保护和奖励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不仅促进了边区和抗日根据地内的私人企业的发展，而且吸引了爱国实业家前去投资，如上海煤炭业资本家潘以三等到皖江地区投资办煤窑、肥皂厂，上海万早电气行经理邓有荣不仅帮助根据地购买和装备电台，1944年还携家来无为县汤加沟，准备办电池厂。
        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需要在经济上采取保护与奖励的政策
        无论从抗日民族战争的具体历史时期还是从整个民主革命的阶段来看，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革命的同盟者。既然是革命的同盟者，那么就不仅要在政治上团结，而且要在经济上采取承认、保护与奖励的政策。不在经济上采取这种政策，政治上团结就根本无法保证。抗日战争时期，党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抗日战争的需要出发，强调要保护商业，“积极发展工农业和商业的流通，要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应，而不是相违背。”（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经济纲领的三项内容之一明确提出来。以后毛泽东又在多篇文章，特别是在《论联合政府》中，多次强调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并得到全党的赞同。
        党把保护民族资本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之一，首要前提是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和封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和发展的，“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它自产生起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排挤，同其有着难以调整的矛盾。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经济、个体经济而言，又是没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先进社会经济形态，是一种超越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对促进封建经济的解体，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民族资本主义生长和缓慢地发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中，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保持着干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一定的买办性，封建性和较多的投机性。其中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方面占主导地位。这些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即革命性和软弱性，其中革命性占主导地位。
        1940年10月14日毛泽东还指示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要注意吸收知识界知名人士和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如陶行知、黄炎培、江问渔、韩国钧、李明扬、李长江、张一、褚辅成、穆藕初等，参加苏北的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工作，以及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工作。①  毛泽东：《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1940年l0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0页  同时要求根据地在经济政策方面，要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流通，吸引外地资本家到根据地办实业，奖励民营企业，并实行和发展农工商业基本方针相适合的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为避免过左，保证资本家能赚钱，作了轻微的改良，例如14小时工作日者减至13小时或12小时，不实行8小时制。载文化教育政策方面，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在土地政策方面，实行地主对农民减租减息，农民向地主交租交息的政策。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有利于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制定和施行上述各项政策的总的原则是：政治上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日；经济上有利于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至于因为强调工农的利益而使工商企业关门，生产萎缩。因此，中共中央在抗日时期十分注意防止和纠正过左的倾向，并明确指出：“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上，还不是消灭阶级，取消剥削，而是限制剥削，给阶级关系以适当的有利于抗日的调整。”（ ②《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⑩，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31页。）华中地区许多地方一度犯了“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根据地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因而引起中间势力害怕。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指示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等，必须预防下级执行政策时犯过左错误，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由于始终注意防“左”、纠“左”，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成为享誉国内外的模范，吸引了大批革命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吸引和团结了全国的抗日民主力量，推动了全国的抗日和民主政治的发展。
        作者简介：曹东旭(1967- )，男，中共淮南市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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