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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改革开放 三轮解放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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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其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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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理论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体制上的每一次重大创新，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实践上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三轮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 由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解放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党和国家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二是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问题。由于国内外风云变幻和缺乏实践经验，党在这两大问题上都出现了严重失误。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进而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张。在经济制度问题上犯了“急过渡”的错误，成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开展了“大跃进”运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一大二公三纯的经济制度相互影响，恶性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使整个政治局面一片混乱，把国民经济弄到崩溃的边缘。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着手对工业、农业等多方面进行整顿，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这一年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借着所谓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长期形成的“左”的思想还根深蒂固。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方针。同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不得不说“群众在（1976年）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同时，坚持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尽管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等观点，在当时是“和者盖寡”。中央依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两个凡是”思想成了人们解放思想的新的桎梏，党和国家的事业处在徘徊之中，站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后，在全国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了30年来的第一轮思想解放，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领导同志针对当时极左思想盛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的实际情况，坚决支持和大力推进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他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141页）他强调：“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同上143页）可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解放的宣言书，宣告了“两个凡是”的结束，树立了“实践”标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转折。 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解放 实践标准的树立，改革开放的施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走过了一段段艰难历程，经历了一次次争论历练。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和市场双轨并行，出现的“不三不四”富起来现象和消极腐败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1991年春《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的署名“皇甫平”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等四篇文章，引发了改革要不要追问“姓资姓社”的争论。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出现，国人感到茫然，计划经济回潮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刊登了许多否定改革开放的文章。有些同志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领导”；还有一些同志把苏联解体，归结为搞市场经济，要求重新审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关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拉开了第二轮思想解放的序幕。是坚持改革，还是走回头路，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拨开了迷雾。他在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不动摇的同时，提出了衡量改革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英明论断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小平同志的这些创新思想，为十四大的召开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人们很快发现，个体、民营经济蒸蒸日上迅猛发展，国有、集体经济惨淡经营举步为艰。随着国家、集体中小型企业租赁、拍卖、股份制改革。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下去还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党内党外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不和谐的声音。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和怎样体现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又掀起一场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有人借着批判新自由主义，认为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义设计的。有人认为：改革开放过了头，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社会上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万言书”，要对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来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算总帐。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 针对姓公还是姓“私”的重多争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回答了来自“左”和右的责难。1997年1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同十五大报告起草小组人员谈话讲到有关经济体制改革时，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年5月29日，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在用邓小平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江泽民同志于2000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又一轮思想解放，解决了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困扰，树立了生产力标准，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由片面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解放 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以及资本积累规律等，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市场经济有配置资源和增强活力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带有盲目性和无序性等缺陷。如不加以引导、限制，会导致市场混乱、发展不平衡，出现两极分化，破坏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改革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一、二轮思想解放和市场优势的合力，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重经济轻社会发展的思想与市场固有弊端的共同影响，也带来了区域间、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行业与行业间、高管与员工间收入差距过大和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协调问题。尤其是片面追求GDP的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水资源频频告急，土地资源亮起红灯，环境资源屡屡污染等“没道理的硬发展”，向全党全国人民敲响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以为继”的警钟。怎样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突出地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开始了第三轮思想解放。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到了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政治，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的“六必须”原则。2007年10月15日在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同志站在时代的高度对科学发展观作了“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概括和全面、深刻地阐述。他一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定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经济社会永续发展”；要“站在完成党执政兴国使命的高度，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来……为科学发展提供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说胡锦涛同志对科学发展观“要义、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的概括和阐述是全面、科学的。因为这个概括和阐述既坚持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又深刻地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既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同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这个理论体系中与时俱进的最新理论成果；既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出的新探索，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又好又快的重要指导方针，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正是在不断坚持和贯彻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步明白了“发展是硬道理”，而“硬发展没道理”的道理，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标准，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实现了由片面盲目发展向全面科学发展的发展。 实践发展无止境，解放思想无止境。30年改革开放，三轮解放思想突破了“两个凡是”、“姓资、姓‘社’”和“既得利益者”的羁绊，树立了“实践”、“生产力”和“以人为本”的标准；实现了由“放权让利”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到“还权于民”进行利益格局调整、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开放30年，三轮解放思想，把78年前人人关心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人“，改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关注发家致富的“经济人”， 进而转变为人与人、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和谐人”。而处在“而立之年”的改革开放，离“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还有相当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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